孟子曰:“離婁之明,公輸子之巧,不以規(guī)矩,不能成方圓:師曠之聰,不以六律,不能正五音;堯舜之道,不以仁政,不能平治天下。
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,不可法于后世者,不行先王之道也。故曰,徒善不足以為政,徒法不能以自行。詩云:‘不愆不忘,率由舊章。’遵先王之法而過者,未之有也。
圣人既竭目力焉,繼之以規(guī)矩準繩,以為方員平直,不可勝用也;既竭耳力焉,繼之以六律,正五音,不可勝用也;既竭心思焉,繼之以不忍人之政,而仁覆天下矣。故曰,為高必因丘陵,為下必因川澤。為政不因先王之道,可謂智乎?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。不仁而在高位,是播其惡于眾也。
上無道揆也。下無法守也,朝不信道,工不信度,君子犯義,小人犯刑,國之所存者幸也。故曰:城郭不完,兵甲不多,非國之災也;田野不辟,貨財不聚,非國之害也。上無禮,下無學,賊民興,喪無日矣。
詩曰:‘天之方蹶,無然泄泄。’泄泄,猶沓沓也。事君無義,進退無禮,言則非先王之道者,猶沓沓也。故曰:責難于君謂之恭,陳善閉邪謂之敬,吾君不能謂之賊。”
孟子曰:“規(guī)矩,方圓之至也;圣人,人倫之至也。欲為君盡君道,欲為臣盡臣道,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。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,不敬其君者也;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,賊其民者也??鬃釉唬?lsquo;道二:仁與不仁而已矣。’暴其民甚,則身弒國亡;不甚,則身危國削。名之曰‘幽厲’,雖孝子慈孫,百世不能改也。詩云‘殷鑒不遠,在夏后之世’,此之謂也。”
譯文
孟子說:“即使有離婁那樣敏銳的視力,有公輸班那樣精巧的手藝,如果不使用圓規(guī)和曲尺,也畫不出方形和圓形。即使有師曠那樣的聽力,如果不根據(jù)六律,也不能校正五音。即使有堯舜所遵循的道路,如果不施行愛民的政策,也不能把天下治理好。
現(xiàn)在有些國君雖有仁愛之心、仁愛之譽,但百姓卻未能受到恩惠,未能被后世效法,就是因為不實行先王的道路的緣故。所以說,僅有善心不足以用來治理國政,僅有法度不能使之自行實施?!对娊?jīng)》上說:‘無過失也無遺忘,一切都按舊規(guī)章。’遵守先王的法度竟然會犯錯誤,這是沒有的事。
圣人既已竭盡了視力,再加以圓規(guī)、曲尺、水準、墨線,畫方、圓、平、直是用不勝用的;既已竭盡了聽力,再加以六律以校正五音,也是用不勝用的;既已竭盡了心思,再加以憐憫百姓的政策,因此就可以使仁愛覆蓋天下。所以說,站得高必然是因為站在丘陵上的緣故,站得低必然是因為站在河流旁的緣故;治理國政如果不依照先王之道,怎能說得上有智慧呢?所以惟有愛民者適宜處在領導地位。不愛民而處在領導地位,就等于把他的惡行散播給大眾。
在上者沒有道路可以用來估量,在下者就沒有法則可以遵守;朝廷之士不相信道路,下面的百工就不相信計量標準;君子的行為方式要約束使合規(guī)范,小人的行為方式要約束使合典范榜樣,國家能生存下去,就可以說是幸運的了。所以說,城郭不完備,武器不充足,并不是國家的災害;土地沒有開墾,財物沒有積聚,也不是國家的禍害;在上者沒有社會行為規(guī)范,在下者就沒有可學的,壞人橫行,國家的滅亡就指日可待了。
《詩經(jīng)》上說:‘上天將要動亂時,不要輕慢懈怠。’所謂泄泄,就是拖沓疲沓的意思。侍奉國君沒有最佳行為方式,進退之間沒有社會行為規(guī)范,言論不是先王的道路,就是拖沓疲沓。所以說,用高標準責求君主就稱為恭,陳述善良抵制邪惡就稱為敬謹,自己的君主不能做到,自己就稱為賊。”
孟子說:“圓規(guī)和曲尺,是方與圓的準則;圣人的作為,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準則。想做國君,就要走君主的道路;想做臣子,就要走臣子的道路。這二者不過是效法堯、舜罷了。不以舜之所以侍奉堯的作為來侍奉君主,就是不尊敬自己的國君;不以堯之所以治理民眾的作為來治理百姓,就是殘害自己的百姓。孔子說:‘治理國家的原則不外乎兩種,愛民與不愛民而已。’殘暴虐害老百姓太過分則自己被殺國家滅亡;不太過分,則自身危險國力削弱,這就稱之為‘昏暗亂常和暴虐嗜殺’,即使有孝順仁慈的子孫,哪怕歷百世也改變不了。《詩經(jīng)》上說:‘殷商可以借鑒的教訓并不遙遠,就是在前一代的夏朝。’說的正是這個意思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