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3-02-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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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。在過去的40余年里，中國經濟長時期保持著兩位數的增長。1979年中國GDP占全球GDP的1%。2019年中國GDP超過全球GDP的16%,成為世界上經濟發(fā)展最快的國家。這個成績是怎么得來的?答案就是改革開放。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認為，改革開放是中國40余年發(fā)展的核心動力，而貫穿這個核心動力的一條主線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接下來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給中國經濟帶來九大紅利。
推進生財型、聚財型和資源優(yōu)化配置型改革
程冠軍：您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加快推進生財型、聚財型和資源優(yōu)化配置型改革，是出于一種什么樣的考慮?
黃奇帆：2019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，當前我國正處在轉變發(fā)展方式、優(yōu)化經濟結構、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，結構性、體制性、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，“三期疊加”影響持續(xù)深化，經濟下行壓力加大。世界經濟增長持續(xù)放緩，仍處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，世界大變局加速演變的特征更趨明顯，全球動蕩源和風險點顯著增多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統(tǒng)籌好穩(wěn)增長、促改革、調結構、惠民生、防風險、保穩(wěn)定，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(qū)間，難度很大，需要我們圍繞有重大潛在紅利的供給側問題，推動一批生財型、聚財型、資源優(yōu)化配置型改革，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成效激發(fā)經濟持續(xù)增長的新動力，推動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(fā)展邁上新臺階。
金融領域對外開放的紅利
程冠軍：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，要“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”“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”。您如何理解金融領域改革和對外開放?金融領域改革和對外開放又會為中國經濟帶來哪些紅利?
黃奇帆：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，我國工商產業(yè)領域引進的外資企業(yè)資產幾乎等于全部工商產業(yè)資產的30%。外資企業(yè)形成的進出口總量占整個中國進出口總量的50%。但是，由于我國在金融領域的開放度不夠，目前外資金融機構只占整個中國金融資產的百分之一點幾。我們在三個方面的開放度有限：第一，外資不能辦某些類別的金融企業(yè)，或者不能開展某些新業(yè)務，這是市場準入的門檻問題;第二，即使準入了，還有股權比例的限制;第三，即使工商注冊登記了，有的營業(yè)范圍還不能做。由于各類限制過多，一些外資銀行的功能跟一個辦事處也沒有多大區(qū)別。
中央高度重視這件事。從2019年4月到現在，國務院金融穩(wěn)定發(fā)展委員會、人民銀行、銀保監(jiān)會和證監(jiān)會相繼出臺了64 條很具體的開放性規(guī)則。其中有24條是關于市場準入的，有11條是關于股權比的，有29條是關于經營范圍的。準入類方面強調在準入前給予外資同等國民待遇，股權方面可能會逐步讓外資控股甚至獨資設立境內金融機構，營業(yè)范圍方面則放開各種各樣的業(yè)務許可。這64條能到位的話，相信今后幾年會有一些非常熱鬧的外資金融機構進入中國的潮流，有可能一年帶進來幾十億、幾百億美元，10年時間就有幾千億美元資本金，會帶來上萬億美元的運行資金，這樣就增加了金融供給側的力量。到2030年以后，外資金融機構占中國全部金融資產的比例，從現在的百分之一點幾漲到10%是完全可能的。特別應當強調的是，外資金融機構的開放不僅會帶進更多的金融資本，還會帶來金融企業(yè)管理的經驗、金融產品開放的技術和國際金融市場運作的路徑，倒逼中資金融機構在與狼共舞、與虎相伴的競爭中做強做大，更好地發(fā)展。
服務貿易領域開放的紅利
程冠軍：改革與開放從來都是相伴而生，40余年前的開放帶動了中國的改革，同時40余年的改革也推動了開放。服務貿易領域的開放是衡量開放度的晴雨表。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角度看，您認為，我們的服務貿易領域開放還有哪些空間和潛力?
黃奇帆：我國進出口貨物貿易從1979年的200多億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4.62萬億美元，順差為3518億美元，成就斐然。但是我們在服務貿易領域尚未充分發(fā)揮潛力，目前一般是一年7500億美元左右的規(guī)模，逆差為3000億美元。首先，服務貿易每100億營業(yè)額，有70%左右能形成增加值;貨物貿易每100億營業(yè)額，只有25%左右能形成增加值。我國服務貿易加貨物貿易一共約5萬億美元，總的順差只有約500億美元。但是用增加值來算的話，我們還是虧的。全世界100多個國家的服務貿易逆差加起來一共約7000億美元。我們就占了約40%(3 000億美元),逆差過大。其次，我們現在做的2000多億美元的服務貿易出口，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的，缺少資本密集、技術密集和高附加值密集的品種。最后，中國的貨物貿易運行過程中必然伴隨的服務貿易業(yè)務，如保險、清算結算、物流，大部分被境外企業(yè)做了。因為缺少自由貿易的制度安排，這一塊一直做不大。
黨的十八大以來，黨中央、國務院推出自由貿易試驗區(qū)戰(zhàn)略，就是要以自貿試驗區(qū)推動貿易自由、投資自由、資金流動自由、物流倉儲自由、人員就業(yè)流動自由、數據流動自由等六個方面的自由。服務貿易有幾十個大類，2000多個小品種，這些都跟這“六個自由”有關。自貿試驗區(qū)的一大使命就是要為中國解決服務貿易的瓶頸、短板創(chuàng)造條件，這將給中國的服務貿易帶來發(fā)展的春天。10年、15年以后，相信中國的服務貿易總額可能從現在的7500億美元翻一番，就是1.5萬億美 元，翻一番半就是2萬多億美元。到那時候，逆差就不是擴大一倍而是縮小一半，也許就是一兩千億美元，折合人民幣就是約1.5萬億元，這將給中國經濟帶來萬億元人民幣的增加值。 中國在進出口貿易上，今后10年真正的動力紅利、體現高質量高效益要求的內容，就在服務貿易。
農民工在城市落戶的紅利
程冠軍：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，擘畫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藍圖。 中國現代化的實現過程，也是城市化不斷加快的過程。城市化進程中，農民工問題是“瓶頸”,首要問題是戶籍問題。您是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的大力倡導者，請您談談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。
黃奇帆：20世紀80年代，農村的土地承包制改革釋放了農村剩余勞動力，開啟了轟轟烈烈的城市化過程。黨的十八大以來，中央提出到“十三五”末要實現2億農民工就地落戶城區(qū)，其中有1億農民工在沿海城市落戶，1億農民工在內陸城市落戶。2019年12月，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印發(fā)《關于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》,提出：“全面取消城區(qū)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，全面放寬城區(qū)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大城市落戶條件。完善城區(qū)常住人口500萬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積分落戶政策，精簡積分項目，確保社會保險繳納年限和 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。”這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具有戰(zhàn)略意義的改革措施，能對經濟增長產生新的人口紅利。
目前中國還有近3億農民工，由于不能落戶城區(qū)，這近3億 農民工的“工作壽命”減少一半。與我國城市職工一般60歲退休不同，農民工一般干到45歲左右，隨著年齡增大，沿海城市的企業(yè)一般就不聘用了。他們本來可以干到60歲，現在只到45歲，少了15年，少了15年就等于就業(yè)工齡少1/3。同時，農民工在正常上班的時候， 一年12個月總有2個月回家探親，這2個月相當于一年的1/6。因此，理論上農民工的“工作壽命”因為是農民工狀態(tài)而不是城鎮(zhèn)戶籍狀態(tài)，大體減少一半。換言之就是3億人減少一半。所以戶籍制度改革不僅是改善農民工待遇的問題、人權的問題、對農民關愛的問題，同樣也是生產力問題，是人口紅利的問題。
因此，從這個角度看，哪個城市把農民工的城市化戶籍制度做好，哪個城市就能在未來10年、15年主動發(fā)力。哪怕這個城市現在有1500萬人，如果里邊有900萬農民工，不做好這件事，讓農民工今后10年不能落戶，可能10年以后就有500萬人被別的地區(qū)吸收了。1500萬人口的超級大城市的常住人口可能就變成八九百萬，變成第二等級的城市。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重要任務，黨中央已經提出這個問題，我們要著力落實。 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重大紅利的措施，各地應該把它當作重大措施狠狠抓一下。